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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马迁是蒲松龄的写作指导老师?
时间: 2018-01-30      来源: 广东文明网

  蒲松龄

 

 司马迁

  《史记》和《聊斋志异》,除了都是用文言文写作之外,其他似乎连八竿子都打不着。《史记》讲的是正儿八经的历史,《聊斋志异》讲的是不入经史的神怪,前者多是帝王圣贤,或者史上有名有姓的非凡人物,基本上有事实依据,至少不会刻意虚构;而后者讲的是名不见经传的落魄书生,花仙鬼狐,荒诞不可信。

  然而,凡是文化,不能光看表面现象,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、文学,表面上似乎互不相干,其实内里却有一条线索贯穿,《史记》和《聊斋志异》就是这么有着内里联系的两部书,甚至可以说前者是后者的源头。

  神似:都是两本吐槽的书

  中国古人著书写文,或是为了记载历史,以传后世;或者惩恶扬善,劝诫世人;或者吟咏性情,歌颂美好……凡是文字,总有一个动机,而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动机就是“孤愤”。有着非凡抱负的文化人,对于时代的发展,总是有着前瞻精神的,一时不合流,就不免产生孤独感、愤怒感,形诸文字,流传后世。例如屈原,愤而作《离骚》,《离骚》本身就有牢骚之意,吐槽之意;再如《水浒》,被评为一部“怒书”,当中充满正义之怒,善良之怒;而《红楼梦》也说:“满纸荒唐言,一把辛酸泪”,其实就是一种“孤愤”。

  《史记》就是一部“孤愤”之书,司马迁在《报任安书》中说,“盖文王拘而演《周易》;仲尼厄而作《春秋》;屈原放逐,乃赋《离骚》;左丘失明,厥有《国语》;孙子膑脚,《兵法》修列;不韦迁蜀,世传《吕览》;韩非囚秦,《说难》《孤愤》;《诗》三百篇,此皆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。”在司马迁的眼里,从《周易》到《诗经》,都是发愤之作,后来到了唐朝的韩愈手里,就成了“不平则鸣”。秉着这个宗旨,司马迁写了《太史公书》,也就是《史记》,他说“仆诚以著此书,藏之名山,传之其人”,就是想把自己的发愤记录下来,保存起来,流传下去。

  时代和个人认知的落差,形成了司马迁的“孤愤”。因此,《史记》是一本充满了情绪的奇书。

  而《聊斋志异》,则是继承了自古以来圣贤著书的“孤愤”精神。蒲松龄的一生,表面上看起来是很平静的,他早年贫困,虽然才华横溢,但屡次参加科举考试总是不上榜,不过,因为他夫妻两个勤于生计,省吃俭用,加上有毕家扶持,蒲松龄晚年的时候家有些许良田和房屋,子孙满堂,其实还算幸福。当然,这并不妨碍蒲松龄对时代的深刻观察和独特领悟,他也有他的“孤愤”,加上常年功名不得,“随风荡堕,竟成藩溷之花”,自己好比落花随风飘荡,不幸坠在篱笆厕所卑微之地,有才不得其位,因此借狐仙花妖寄托自己诉说不得的情怀,因此写就《聊斋志异》这本孤愤之书,“浮白载笔,仅成孤愤之书”,而且从“孤愤”来看,和《报任安书》“圣贤发愤之作”是完全有传承关系的,蒲松龄有意继承太史公的意图,极其明显。更明显的证据是,《史记》的点评主体是“太史公曰”,而《聊斋志异》的点评主体则是“异史氏曰”,以史家自许的动机跃然纸上。

  当然,司马迁的发愤也好,蒲松龄的孤愤也好,并非一种对什么不满、处处埋怨的精神状态,它是一种充满建设性、拓展性的精神,其中包含了对美好事物和人性的赞美,对历史正能量的肯定,以及对时代的期许,而且这种赞美、肯定和期许是占主要位置的,否则的话,《史记》和《聊斋志异》也不会流传这么广,流传这么久,因为它契合了人们对于美好前景、美好心灵的预期和向往。

  形似:将项羽的气魄用到一个落第书生身上

  《史记》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,是以记人为主要方式,一切材料、一切手法都围绕人物展开和布局。加上有司马迁的感情动机在里面,也就是有作者主观意思,这样就决定了《史记》也是一部文学作品,甚至是一部戏剧作品,类似于莎士比亚的《李尔王》《哈姆雷特》等作品。

  《史记》刻画人,用的是白描手法,扣住人物所处的特定环境及人物的个性、经历、言行的突出之点,用简洁的语言进行描写,没什么枝蔓,主要集中在言行和神情上。事实胜于雄辩,我们还是来看例子吧。诸如《万石君传》,写到汉朝的历史人物石奋,他是刘邦的好友,也是刘邦的臣子,为人极其谨慎,一旦行为上有什么小小的差错,就吓得诚惶诚恐,影响到一家人都如此,“书奏事,事下,建读之,曰:误书!‘马’者与尾当五,今乃四,不足一。上谴,死矣。”有一回,石奋的长子石建上书奏事,结果发现马字的尾巴少了一根,如果皇帝谴责下来,就死定了。那种战战兢兢、小心惶恐的神态通过几句话就形象地表现了出来。

  我们且拿《聊斋志异》里的一段来对照,《促织》里有这么一段,成名的儿子对父亲捉来的蟋蟀很好奇,忍不住打开玩耍,结果把用来上贡的蟋蟀弄死了,成名的妻子骂儿子耽误父亲的大事,灾祸临头了,“母闻之,面色灰死,大惊曰:业根,死期至矣!而翁归,自与汝复算耳!儿涕而去。”成名妻子和儿子因为弄死蟋蟀的惶恐惊惧,栩栩如生地呈现在眼前,尤其是那句“死期至矣”,和石建的“死矣”,其口气完全一样的,虽然人物身份不同,虚实不同,但是心情是一样的,性格是一样,气氛也是一样的。

  再如《史记》里的《项羽本纪》,和《聊斋志异》里的《叶生》,就能看出两者的传承关系。项羽兵败垓下,带着残余人马突围而出,他想到自己半生功业,不由得悲愤地说:“令诸君知天亡我,非战之罪也”,我项羽今天失败,不是因为不会打仗。寥寥一语,英雄末路的悲愤就很立体地突显出来。而蒲松龄直接将这句话用到《聊斋》人物的身上,在《叶生》里,主人公叶生聪明而好学,但总是屡试不第,在经历了诸多挫折之后,叶生悲愤地说:“使天下人知半生沦落,非战之罪也”,这完全就是项羽那句话的翻版,叶生虽然是一介书生而已,其悲愤却和项羽的英雄末路完全是一回事,这其实是蒲松龄借《史记》抒发自己的“孤愤”,借司马迁的笔写叶生,写自己。

  再如《商三官》,写民女为父亲报仇,其铿锵凛然之风,完全是《刺客列传》的翻版。

  可见,《聊斋志异》是以写史书的方法写神话,抒发的情怀跟司马迁是一致的。说司马迁是蒲松龄的写作指导老师,也不为过。

  读《史记》和《聊斋志异》的正确姿势

  任何民族的文化文学经典都是一脉相承的,前人的艺术手法、文学成就就保存在作品里,把作品读熟悉了,研究透了,古代圣贤的能量也就传播给我们了。虽然我们今天不写《史记》,也不是每个人都写《史记》,也不写《聊斋志异》,但是这两部书的写作精华,是可以运用到我们的写作实践当中去的。看上去似乎不搭边,内里却有很多可以吸收的营养。司马迁写项羽的笔法,蒲松龄写叶生的技巧,我们也可以用来写周边的人物,变成我们的写作本领。

  读《史记》,读《聊斋志异》当如此,司马迁和蒲松龄都可以是我们的写作指导老师。(文、图/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刘黎平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