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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个远在南方的海岛怎样育出了“四大才子”
时间: 2018-05-16      来源: 广东文明网

  海南是个好地方。水清沙幼,天蓝海蓝。自然的美景常常让我们忽略了这里也是人文荟萃,孕育出特色鲜明的本土文化。比如我们这期说的“海南四大才子”,他们指海南籍的四位名臣,又称“海南四绝”,分别是“忠绝”海瑞,“著绝”邱濬,“诗绝”王佐,“书绝”张岳崧。

  每个地区到了一定时期,总会迸发出强烈的自我觉醒意识,出现一大批超越前期的人才,引导当地向上跃升一个台阶,比如孙应鳌之于贵州,康梁之于广东。明清出现的“海南四大才子”就是这样的人。

  走出观念误区 重回经世济民

  历史上的海南曾以“贬谪文化”闻名。据一些学者的统计,仅唐代贬谪到海南的知名人物就有阎朝隐、李孝逸、李德裕、韩瑗、韦执谊、韦方质、林蕴、韦保衡、敬晖等27人,宋代则多达70余人。他们大多是当时的精英人才,虽然到了这里有各种不得意,但在理政、生活的过程中,其多年苦学的文化底蕴,治国理政的心得经验,无疑会深刻影响这个远悬海外的大岛。

  毋庸讳言,由于长期的未开发状态,加之位置与气候的关系,海南对来自中原、江淮、四川等地的古代知识分子们,的确堪称畏途。这种心理上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的重塑需要时间。所以在早期,我们能看到的关于海南的文字,多数比较苦闷、低沉,比如出自唐代宰相杨炎之手,有关海南的第一首诗就这样写:“一去一万里,千之千不还! 崖州在何处?生度鬼门关”。这代表了众多遭贬谪之士的心态,有一种痛于心扉的悲凉。即使那个被后人评价为“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”的苏轼,在初闻自己将贬儋州时,也不免忧心,“今到海南,首当作棺,次当作墓”。

  这里我们需要插进去讲一讲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“安居”和“迁徙”的观念。中国人讲“安土重迁”,我们今天一般理解为是一种不敢迁徙、冒险的保守思想的体现。但回望历史,就会发现这种解释不准确。中国历史上至迟从秦汉时期开始,就存在着大规模、频繁的移民现象,当中既有战争、天灾等不可抗力造成的迁徙,也有因人口增长、改善生活的需要导致的移民。所谓安土,是指要对自己所立的大地,有感情,有责任;重迁,是指在决定迁徙之前,要有计划,有选择。古人也讲“父母在,不远游”,但又看重“子有四方之志”。这两句话矛盾吗?不矛盾,它们的对立统一实际上是“小家”与“大家”,“修身”与“平天下”的关系。

  所以当古代的知识精英们走出了心理上的恐慌,重新将自己拉回到经世济民的正道上时,变化也就发生了。

  将普遍经验结合本土特色

  宋初宰相卢多逊,是第一个抛弃了被贬的烦愁,以平和的心境写诗来欣赏海南风光的贬谪文人。有学者说,这也是海南第一次被文人墨客作为赞美的对象。卢多逊为五代后周进士,北宋开宝元年(968)冬,曾历任中书侍郎、平章事、兵部尚书等职,后因涉连秦王赵廷美结党营私案,而被发配至崖州古城(今三亚)的水南村。他被这里的美景所陶醉, 写下“远客杖藜来往熟,却疑身世在桃源”“一簇晴岚接海霞,水南风景最堪夸……谁知绝岛穷荒地,犹有幽人学士家”这样明丽乐观,轻松愉悦的诗句。

  卢多逊开了个好头。从此,不沉沦、不沮丧,对前途一定程度上保持着乐观的向往,并且能随遇而安,成为宋代以及以后许多来到海南的“客人”的共有心态。这又牵涉到“国学”对人格修为的塑造,即注重“反观内省”“明道见性”。这种由内及外,由个体而全体,由自我而天下的责任感,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。王勃讲“老当益壮,宁移白首之心;穷且益坚,不坠青云之志”,郭震讲“虽复沉埋无所用, 犹能夜夜气冲天”。从贬谪海南的流人身上,我们很容易能体会到这一点。

  当然,包括卢多逊在内,一部分被贬海南的人在历史上的评价是比较复杂的。但仅从文化的角度来讲,他们极大地促进了海南文化的发展,当无疑问。

  而苏轼的出现,可以说将人们对海南观念的转变彻底完成。他说:“试问岭南应不好,却道,此心安处是吾乡。”他在“良夜佳月”的元宵节和老书生们去逛夜市,“民夷杂糅,屠酤纷然”;他跑去黎族村寨采风,“半醒半醉问诸黎,竹刺藤梢步步迷。但寻牛屎觅归路,家在牛栏西复西”。在这里,他将“独立万物表,长生乃余事”的追求发挥到了至高境界。这个脱去儒服,穿上黎族“古贝布”衣衫,戴上“椰子冠”,学会了黎语的四川人,真正做到了“久安儋耳陋,日与雕题亲”。他真正将自己一生所学的传统文化精华,与这个大宋“边地”的本土特色相结合,不仅实现了对海南的“育化”,也实现了对自己的“再造”。离开儋州,渡海北归的时候,他写道:“云散月明谁点缀, 天容海色本澄清”。无论身处怎样的不利之地,不放弃对至真至善至美的追求,不放弃家国天下的情怀。这就是传统中国文化熏陶出的刚健、明锐、坚忍的“精英”。

  先有布衣卿相 后有“何地无才”

  了解了以上的历史和文化背景,我们对“海南四大才子”的出现以及海南文化的发展,就比较容易有深入的理解。

  四大才子中,丘濬为明朝中叶著名的学者和政治家、经济学家,著有《大学衍义补》等著作,是一位从边陲海南岛到京城的布衣卿相。有人说他是世界上第一个提出“劳动决定价值”观点的人。王佐是海南诗歌第一人,主要著作有《鸡肋集》《经籍目略》《琼台外纪》等,特别值得关注的是,他是一位杰出的地方志学家,对海南最大的贡献是创作了第一部地方史志《琼台外纪》。海瑞是明代名臣、政治家,曾任浙江淳安县知县、云南司主事、兵部武库司主事、右佥都御史、应天巡抚等职,一生刚直不阿,被人称为“南包公”“海青天”,是中国历史上清正廉洁、卫国爱民的象征。张岳崧于清朝嘉庆十四年(1809)考中恩科殿试一甲第三名,是海南历史上唯一的探花,一生曾履多职,深通政治、经济,对水利、医学也颇有研究,是一个多面手。

  据说张岳崧中榜时,嘉庆皇帝为“偏远之地”能有如此杰出青年而深感高兴,亲笔手书“何地无才”。这说明什么呢?至少说明,当时的人们对海南经年积累的文化上的变化和进步是了解的,也是认可的。这种观念我们可以从孔子的“有教无类”“因材施教”中找到相关的源流。

  另一方面,我们也能很清楚地看出,四大才子的“功业”远不在书斋之中,他们都是有着卓越行政能力、管理才能或经济眼光的能人。所以说,学传统文化,不是要学读死书,而是要学先贤们学以致用的方法和经验。

  “归田无别业,此是种花台”,这是王佐自己在海南的家。凭着透滩村依山傍水,坐北朝南的地理优势,他以用几十年来从各地采集回的400多种花卉,营建了“聚景园”。绿树成荫,竹林相对,四季飘香,虫鸟争鸣。唱的是身边的景,用的是四方的调,谱的是天下的曲。无论天涯海角,还是山乡密林,对于有志向的人来说都是广阔天地。(文、图/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卜松竹)